記者：尹寶盈

「我什麼電影都會看，就算不太喜歡的也好，某程度是我們的權利。」關志偉聲音帶點沙啞，緩緩說起自己的經歷。

67歲的關志偉從六歲起雙眼失明，卻是一個電影迷。說起最近上映的《正義迴廊》、《毒舌大狀》，他都「看」過，「黃子華在法庭上大大力拍枱、大大聲罵權貴那些都深刻，有種置身在現場的感覺」，他回味起剛看過不久的港產片。

看不到大銀幕的畫像，但透過演員聲音，再配合動作、環境等描述，他可以欣賞電影的情節，細味出戲中心思––這正是口述影像，不單是輔助娛樂的工具，更是視障人士擁有想像自由的出口、與社會連結的途徑。

港產片捲土重來之際 失明者跨過視障隔閡

從周星馳喜劇到王家衛愛情片，「香港電影」招牌曾風靡亞洲，但年過60的關志偉卻未能完全體會那輝煌的港產片年代。

「以前不能看電影，就算要看，也要身邊的人說給我聽。」關志偉憶起尚未有口述影像電影的日子。那時候，想進影院欣賞一齣電影，要麻煩同行朋友補充畫面內容，又怕會惹來場內其他觀眾不滿。漸漸地，他不願走進影院看電影，影院成為他跨不過的那個隔閡。

「但現時我喜歡電影。」說起有了口述影像之後的日子，他笑言自己看過的電影，多得連自己也數不清。對他而言，這些作品給了他感動和震撼，在看不到影像的電影中，他卻看盡了不少人生。

據政府2021年統計，本港有47,600名視障人士，佔全港人口的0.6%。他們即使在配戴矯正眼鏡或其他輔助儀器的情況下，仍會出現長期的視覺障礙，當中更有逾4,000人是完全失明。而近年港產片捲土重來，《緣路山旮旯》、《正義迴廊》等電影成為城中熱話，《毒舌大狀》更是衝上本地電影之冠，成首部票房破億的港產片。港產片重回大眾視線之際，難以獲得視覺享受的一眾視障人士卻可以靠著口述影像的發展，同步欣賞電影的樂趣。

「在漆黑的房間點起了蠟燭，他們依偎在房間裡，阿強的嘴唇輕輕印了在阿善的嘴唇上。」香港口述影像協會創辦人梁凱程示範起平日如何演繹口述影像。

口述影像（Audio Description）是以簡潔、生動的語言把影像訊息描述和傳達給視障人士，協助他們理解畫面內容。梁凱程指，口述影像其實是翻譯的一種，屬符際翻譯（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即是把「視覺符號（visual signs）」轉化成「言辭符號（verbal signs）」。簡單而言，就是將畫面轉化成視障人士可以理解的詞句，讓他們聽到後能得以理解作品內容。她指，在外國不少地方如展覽館等都會提供這項服務，不限於電影藝術。而以電影口述影像為例，口述影像員就要在盡量不干擾對白、聲效和背景音樂的情況下，描述演員的表情、動作及場景等等。

在港誕生：以口描述用心構想 視障影迷重奪想像

「他們只是看不到，我們應該把批判思考、審美的權利留給他們。」梁凱程說。失去了視力，視障人士的失去，還有對健視者而言簡單不過的娛樂和想像。

追溯香港早期的口述影像電影發展，2009年，香港盲人輔導會（下稱輔導會）引入口述影像概念的導賞活動，請來一些資深的電台主持，利用他們悅耳的聲音、流利的口條，在會內禮堂和戲院包場提供「電影導賞」。從事電台主持多年的彭晴就是在機緣巧合之下，成為了輔導會的第一位「講古佬」，為視障會員講述電影。

「說白點，就像在電台播歌。」彭晴說，她用電台主持的經驗比喻口述影像，「在前奏時說說那一幕發生了什麼事，到歌手唱歌時我們就不說話。」拿著這一個概念，她講出人生第一齣口述影像電影——《游龍戲鳳》。她憶起那一次經歷，完場時數名視障人士跟她道謝，「他們說很多年沒有進戲院了，因為我說這齣戲，他們終於明白戲中內容」。

這一份「明白」對關志偉來說，也等了50載。他終於能安心地看一場戲。

他第一套看的口述影像電影，也是彭晴有份參與口述的《證人》。「他們（口述影像員）說的時候，我的腦海真的出現了一個想像，有畫面」，關志偉說，「就像導演一樣」。他一邊聽，一邊在腦海裡想像演員的演繹，心裡構成一幕幕畫面。

對白與對白之間，是視障人士最不知所措的空白，場景氣氛、不同面孔所帶來的張力，一一都要由口述影像員去導航填補。

從即席發揮到預錄製作 推動過程環環緊扣

初期的口述影像電影只有即場口述服務，也未有撰稿、審稿的要求。輔導會的項目統籌（活動及公眾教育）兼口述影像員梁嘉賢說，當時香港口述影像還是剛剛起步，也只以「電影導賞」冠名，很多時也依靠口述影像員的臨場發揮。

一般而言，初期口述影像員會先拿到電影準備，反覆觀看再寫下筆記，記下電影中人物出場時間、他們的動作表情等。彭晴說起自己描述的第一齣電影，也有擺了些烏龍，「看電影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熄燈，那就弊了，我寫下的東西什麼也看不到」。不過，正如表演者間的一句「the show must go on（戲還是要照做）」，彭晴還是摸著簿子憑記憶說下去，口述影像也就是從這樣慢慢摸索前進。

2011年，輔導會決定向口述影像發展較先進的國家取經。「也是那時候才開始會知道要寫稿」，梁嘉賢說。當時，輔導會內的口述影像團隊便逐漸有了撰寫、審稿、校對等步驟，要經過這些才能夠把口述內容呈現到會員面前。

2015年，香港口述影像協會（下稱口述影像協會）亦成立，提供口述影像培訓，同時也推廣影視、藝術展覽、運動競賽等方面的口述影像發展。創辦人梁凱程在國外完成專業課程後，決心在香港推行普及口述影像的工作，同時為電影光碟製作口述影像聲軌。

到了2018年，全港首套在戲院放映的自選口述影像電影《逆流大叔》上映。所謂的自選口述影像電影是讓視像人士可以自行選擇有提供口述影像服務的公映場次，單獨透過耳筒及接收器，收聽由口述影像員預錄好的電影口述聲道。

「像聽收音機那樣」，關志偉說。預錄口述影像除了對口述質素的要求更嚴謹，也因為使用者可各自調較接收器，令他們的電影體驗更個人化。不過，要在影院放映，讓視像人士真正實行「自選」，仍需影院及電影各界的配合。

目前，根據各大影院官方網站資料，全港63間戲院中，僅13間有提供預錄式的口述影像服務，佔整體戲院約兩成，新界區佔四間。而有提供服務的戲院當中，也只有部分放映院有提供該服務，而不是在戲院內的所有放映院。關志偉說每次想看電影也總是去常去的一間，「因為我知那裡是有的」，也要事先在網上看清楚、確認場次是有提供口述服務的。可見，視障人士往往比一般健視人士少了選擇的場次。

即使在有限的口述場次中購票，視障觀眾可能遇上的還有設備上的問題。以真實案件改編的三級電影《正義迴廊》也在少量場次中提供口述影像服務，並有包場提供口述場次。不過，導演何爵天指，在其中一場口述場次中也曾遇到設備不足的問題，曾因影院卻沒有足夠的耳機及接收器，需要從其他分區中調配及租用其他協會的設備。

「但是業界中還是有不少有心人」，何爵天說。作為首齣走進影院播放預錄口述影像的三級片，《正義迴廊》的口述影像製作從資金到撰稿錄音，都由他所在的電影文化中心一手包辦。電影文化中心（香港）經理王瑞琳指，現時能獲政府資助製作口述影像的電影主要還是商業電影，渠道也較單一。近年的《濁水漂流》、《正義迴廊》等也因種種因素而都未能成功得到政府資助製作口述影像。「但我們還是想堅持」，王瑞琳也是一位口述影像員，有份參與《正義迴廊》的自資口述影像製作。

一份口述稿紙的誕生 從健視視覺窺探失明世界

「要想怎樣寫一份稿，其實真的很難。」梁嘉賢坦言，每一份稿也是挑戰和心血。畫面很多，但對白之間只有那幾秒時間，那些數秒的描述卻要花費幾天，甚至以週計的時間構思。

王瑞琳指，電影文化中心出品的每一個口述影像版本，都需歷經數小時的審稿會，由兩名視障人士、兩名額外的口述影像員及相關的電影製作人員組成。成員分段式聽負責的口述影像員演練，並以不同角度給予意見，「即使剪接（人員）也會重申畫面重點」。

「他們（口述影像員）要講戲，就要先讀得懂戲。」何爵天說。

電影的魅力除了在於銀幕中不同感官的衝擊，更包括伏筆和解讀方式。為了讓口述影像員「讀懂」電影，何爵天跟不少電影界人士願意分享自己的專業，讓口述影像員當一個更好的導航者。

早在2019年，電影文化中心開辦「光影聲導—電影口述影像培訓及推廣計劃 」，教導口述影像員一些基本的電影框架結構，由劇本、攝影到剪接的基本概念，帶學員走進導演的角度看整個故事。「整個畫面中，他們要懂得選出哪一個重點」，何爵天說，這樣才可好好帶領視障人士有更完整、全面的電影體驗，讀懂電影的心思。

除了要「讀懂」電影，梁凱程認為亦要「讀懂」視障人士的內心，因此曾著墨進行研究，嘗試理解對視障人士而言何謂好的口述影像。她指，往往視障人士在樣貌等外在描述方面，都會傾向客觀具體的描述，如「眼大大、下巴尖尖」，而非具價值批判的字眼。相反，在表情及情緒的描述上，視障人士則會更傾向直接的概括，如笑得「四萬咁口」。

「很多人都會誤會了他們（視障人士），他們只是看不到，但並不是沒有自己的想法。」梁凱程說。她認為不能把健視人士的視覺套用在視障人士身上，而是從視障人士的角度出發，理解他們想聽的、能聽懂的。

抓緊僅有的選擇

「某程度是我們的權利。」關志偉說，不管他喜歡的文藝片《桃姐》、《飯戲攻心》等，抑或是他不大喜歡的槍戰打鬥片，他都會入場看。在整個訪問下來，他常常把「無所謂」掛在口邊。不論是選哪一類型的電影、去戲院還是在家看、喜歡現場或是預錄式的口述影像，他都會輕輕帶過一句「有得揀最重要」。

根據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第13及14條，當中提及「確認促進殘疾人充分享有其人權和基本自由以及促進殘疾人充分參與」、「確認個人的自主和自立」及「自由作出自己的選擇」。

關志偉「有得揀」的大多數都是港產片，「廣東話對白，配上口述影像描述合適一點，聽英文會隔了一層」。

事實上，在香港的口述影像電影，絕大多數的片源都只會聽到港產片有口述影像版本。至於為何不能為外語戲配上口述影像，背後牽涉到的是一連串的現實問題。梁凱程解釋，外國戲版權較難取得，而在外語對白中加上粵語口述影像也不自然。因此，視障人士還是無可避免被拒之於「外語戲」的門外，港產片變相是他們最可行和熟悉的選項。

「真正的共融，並不是把視障人士區分出來，而是讓他們融入，讓健視人士和視障人士可以一起存在。」梁凱程說。

口述影像的發展不只是提供給視障人士，放眼世界，在英、美等較早發展口述影像的國家，口述影像是所有大眾都會使用到的設施，有描述性及資訊性的文字。英國早在1996年已設立廣播法法例，要求持公營執照的電視台把「設口述影像聲道選擇」的放送節目比例設下限，並要求提供字幕及手語服務，並在2003年推動通訊法，同步發展其他數碼平台。在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要求在市場上的黃金時段節目，提供每季不少於50小時的口述影像節目，並在2010年公布《二十一世紀通訊與視訊無障礙法》。

借鑒外國同時，梁嘉賢認為共融、公眾意識正是背後的議題。2013年，香港失明人協進會就曾發布「公眾對視障人士常見的誤解」調查，在 47 項誤解描述中，受訪者在 25 項中取得低於平均分。當中包括認為視障人士「不會看電視」、「使用特製的電腦和手提電話」、「因無法做實驗不能選讀理科」等。

「（意識）當然比以前好，但還有很多空間。」關志偉說。對於殘疾人士的共融意識如是，對口述影像也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