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放映禮堂漆黑一片之下，舞台的正後方，彭晴拿著話筒，緊鎖眉頭，盯著大銀幕裡人物的一舉一動，描述著緊湊的戲情。台下坐著的人雙眼並沒有跟著畫面跳動，但他們卻跟隨著情節的推進，不約而同地笑起來。

台下坐著的正是一群視障人士，而他們之所以能夠享受電影，背後不少得的正是一眾口述影像員。其實不只是電影，在博物館裡、拳賽觀眾席上，不同的娛樂活動上都有像彭晴、梁凱程一樣的口述影像員，為視障人士及更多的觀眾填補缺口，讓他們重組視覺的碎片，成就一幅完整的畫面。

經歷傷痛尋找方向  彭晴：是我的救贖

「她總是講得很穩陣，不疾不徐，也形容得生動。」一名聽過彭晴多場現場口述影像的視障人士說。

在約15年前，經歷過婚姻的不如意，當事還在從事電台主持的彭晴正在經歷人生的低潮，卻誤打誤撞成為了香港最早期的一批口述影像員。「失敗了我的婚姻，曾經覺得我整個人生都是失敗的」，在沉澱了一段很長的時間，她自覺人生沒有很多有意義的事，便欲嘗試四處找一些義工服務、教會等，想得到一個寄託。

當時因在電台的工作，她認識了其中一名獲頒十大再生勇士的視障人士，並在他的介紹下輾轉認識了訊息無障礙中心經理陳麗怡。陳麗怡提出了自己一直以來想為視障會員提供電影口述服務的想法，兩人一拍即合，便有了第一場《游龍戲鳳》的電影導賞。

「是他們（視障人士）給了我這些價值和意義」，彭晴很感激能成為短暫地擔當視障人士眼睛的人。她說自己在那一場導賞很緊張，準備的時候看過無數遍，也練習了一段時間，但自覺還是有進步的空間。「看電影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熄燈，那就弊了，我寫下的東西什麼也看不到」，但她還是摸著簿子，硬著頭皮，憑記憶說下去。完結後，卻有幾位視障人士前來向她道謝，「他們說已經很多年沒有進戲院看戲了，說終於明白電影說了什麼」。

因為彭晴的講述，他們了了一個很久以來的心願。這些話成了推動彭晴繼續擔當口述影像義工，也推動了她走出陰霾。

「其實不是我給了他們什麼，而是他們給了我什麼。」彭晴說。

除了為電影製作口述影像版本，彭晴也有涉足不同為視障人士口述的範疇。她說最深刻的其中一次，是成為視障運動員的帶領員、同行者，為環島跑步的視障人士即時描述路面的情況。

彭晴成為這位視障運動員的導航員，但他同時也成為彭晴的眼睛，「有時候反而是他提醒我，因為身後的車我看不到。」在環島時，彭晴要注意路面安全，告訴視障人士前面哪裡有障礙物、是上斜還是下坡。她看見眼前的事物，但視障人士卻更靈敏，聽到身後的車聲，提醒她小心。

那一次的經歷，彭晴更加體會到在很多時候我們只是看不見，有意義的事、自己的價值還有很多。她說，口述影像是她的救贖，也是她的使命，因為是視障人士教會她肉眼看不到的意義。

遠赴英國研究 梁凱程：做個隱形的翻譯人

「好的口述影像應該讓觀眾自己審美，等他們自己說那樣東西美不美。」說起口述影像，梁凱程開口便可成文。

在辦公室時帶著黑框的眼鏡，以簡短的字句給予指令；而錄音時，她用溫柔卻有力的聲音，不快不慢地咬清每字每句，為視像人士提供不同類型的口述影像。

「其實我們可以做多一點」，她說著其他地方如何發展，要如何才可以做出好的口述影像。

早在香港口述影像未普及時，梁凱程已經在研究有關視障人士對接收資訊的取向。多年前，她接觸到口述影像，深入研究後發現華人社會上極少相關的討論、研究，毅然放下工作，遠赴英國倫敦大學修讀口述影像哲學博士課程。原本已有翻譯及傳理相關學術背景的她認為，要說好口述影像，真正讓視障人士理解，就必須先了解他們如何理解外界，有了系統、技巧，才能真正站在他們的角度出發。因此，她寫下有關視障人士接收資訊的論文研究，是首篇華語地區的相關研究。

在2015年，她深知香港在口述影像方面仍需要大力推動，便成立了香港口述影像協會，想培訓出口述影像員，並把口述影像帶到公眾視線中。而因為在外國的見聞，她也把口述影像放眼在不同範疇方面，包括影視、表演、展覽、觀光等。

「我們就像隱形人。」梁凱程說。

沒有過分的感情、不表達太多的個人色彩，這是在錄音室內的她，但其實她的熱誠驅使她放棄原來的安穩工作，令她踏出舒適圈。她看似平淡的聲線下，隱藏著她的熱情。

她願意在影院等暗處、博物館的角落，默默地為視障人士提供專業的服務。在她而言，從成立協會、培訓，這都是使命。

「口述影像員不是演員」，要客觀，個性不能太鮮明，融入到電影，梁凱程願成為那一雙眼，給視障人士多一點娛樂，多一點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