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在駕馭誰？當 AI 走入中學課室

「你會信任 AI 生成的功課答案嗎？」

「不會。」她斬釘截鐵地回答。

「但你還是會用 AI ？」

「因為我已經依賴上佢。我會一邊擔心，一邊『清醒』地用。」

說這話的，是一名中四學生 Phoebe 。她表示自己每天都會向 AI 問功課，作文沒靈感時問它，題目不會做時也問它。她比任何人都清楚 AI 可能帶來的危害：「如果你經常依賴佢，只靠 AI ，唔去思考，長期咪腦退化，學唔到嘢。」但追問下去，你為什麼不停下來？ 

Phoebe 頓了一下，像在陳述一個自己也無法解開的矛盾。

這不是特例。不同學校、不同科目的課室裡，相似的場景正在重複上演。學生的作文內容愈來愈工整，解題順序愈來愈完備，但老師們卻高興不起來。這些都是 AI 代筆的「功勞」。

2025 年 12 月中，教育局推出「智啟學教」撥款計劃，將向成功申請的公帑資助中小學資助一筆過 50 萬元津貼，鼓勵將 AI 融入教與學。一切指向一個方向： AI 是大勢所趨，學校應主動進入這個科技浪潮。然而，當 AI 真正走入課室，學生和老師該如何作答這道答案未明的題目？

一、快，即是好？

AI 帶給杜慧儀的第一個衝擊，是速度。

杜慧儀在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擔任英文科科主任，她憶述，學校最早在 2024 年引入可以和虛擬人物對話的 AI ，幫助應屆 DSE 考生練習英文說話卷；再逐步拓展至 AI 輔助批改作文。從僅在中六試行，到今年正式擴展至中三到中六。

杜慧儀表示，英文科作為主科，一個老師可能同時在教三班，需要批改作文數量自然倍增。從佈置作文到評講，最少需要兩、三個星期時間批改。學生從落筆構思，到收到評語的一刻，早已不記得自己寫過什麼。而 AI 的即時回饋能力正彌補了「時間線太長」這個問題。

去年DSE備考期間，她的中六學生將作文交給 AI 批改，即時看到批改意見，馬上可以再寫下一篇。過去日校老師至少要花兩、三小時才能完成的工作，現在學生自己就能循環操練。「我哋舊年如果真係操練最勁嗰一班，真係破咗我哋十幾年嘅 DSE 紀錄，」杜慧儀說，「呢個係我哋畀唔到，我哋真係做唔到咁快。」

然而，AI 也有自己的短板。杜慧儀觀察到，AI 批改英文作文時不太能判斷偏題。例如題目問應不應該做運動，如果學生三分之二的篇幅都在描述壓力來源，最後才草草補上一句「所以他們要做運動」，AI未必能準確指出結構問題。給分準確度也因卷別而異，比如作文卷的 Part B 基本都是議論文或提出解決方案的文章，題型集中，AI 判斷相對穩定；但 Part A 涵蓋的文體種類繁多，歷年出過家長信、學校宣傳單張、投訴信，甚至短篇故事，題型變化大，AI 便明顯不夠準確。

而更棘手的，是「出貓」問題。

杜慧儀表示，從前學生拿作文回家寫，頂多是讓補習老師幫忙修改，至少有人手把手和學生一起完成，學習過程仍然存在。但現在情況已大不相同。AI 生成作文太快，一篇毫無瑕疵、句式複雜、用詞深奧的英文作文出自一個表現中等的中學生之手，一看就知道不合理，更重要的是「唔知學習有冇發生過」。因此，課堂上她要求學生坐在座位、收好 iPad，寫完才可以下課。她坦言這做法會浪費課堂時間，但別無選擇。

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一級講師蕭欣浩近年評審中文寫作比賽時，也發現學生的作文越來越類似。即使是有坊間偵測工具，也未必能擋住學生使用 AI 的腳步。蕭欣浩苦笑說，學生先用豆包生成初稿，再用 Gemini 潤色，加加減減，「gen完出來你都唔知邊度啦，我哋自己冇做過學生咩？」言下之意，學生的門道，老師心知肚明。

二、比完美更完美的答案？

而學生也發現， AI 並不總是正確。Phoebe指，自己曾用豆包做地理科的選擇題，九條只答對兩條，準確率極低。她推測，原因可能是香港的課程架構不在豆包的模型庫內，因此 AI 並非根據她的題目作答，而是從其他來源拼湊出一個看似合理的答案。

她舉例，曾試過將一條 DSE 問及美國資訊科技工業外判到印度班加羅爾的正面和負面影響，AI給出的提及「技術與管理升級」、「CMMI（能力成熟度模型整合）」等概念，內容更像是資訊科技領域的專業術語，與中學地理科要求的經濟、社會角度毫不相關。她形容，AI的回答是「去到另一個層次」，根本不是中學程度所要求的東西。

在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覺中學任教數學與電腦科的陳泳雄，從理科角度觀察到相似的現象。他分辨 AI 作弊的方式和杜慧儀類似：能力不足的學生突然交出接近滿分的功課，又或者使用了遠超其年級程度的解題方法。 AI 不會知道學生年紀應該懂什麼，可能用了高中才學的方法來解一道初中的題目，「我梗係覺得有點奇怪。」

三、萬事俱備，只欠......？

政策推力之下，AI 進校園的步伐驟然加速。「智啟學教」撥款計劃為每所學校提供最多 50 萬港元，用於購買 AI 設備、軟件或培訓服務。資金到位，但能否用得其所，似乎取決於學校原有的根基。教育局指，截至 2026 年 2 月初，計劃已收到超過 790 間學校申請，佔公帑資助學校總數逾八成。

但錢能解決所有問題嗎？

蕭欣浩比喻：「你冇老師、冇專才，即係等於畀五十萬你開間餐廳，但係你冇廚師，又冇個有經驗嘅經理，個廚房又爛爛地。」他指出，條件較好的學校本身已有完善的電子學習架構，課程分層清晰，教材齊備，50 萬是錦上添花；但一些學校「冇老師教，甚至冇 ICT 科，」撥款到手也只能「執返好個廚房，或者搵人返嚟教煮嘢食」，對整體影響有限。資金若缺乏對應人才與架構，最終只會流向商業機構，難以在課堂扎根。

團結香港基金於 2025 年 7 至 12 月進行「AI 在中小學教育的應用與發展」調查，向中小學校長、教師和學生發放問卷及訪談，共收到 1200 份有效問卷（學生 833 人、教師 313 人），參與學校九成為中學。報告指出，教師和學生的 AI 使用率均超過九成，前者主要用於教學輔助及行政事務，後者則用於搜集資料、完成功課和專題報告。然而以 10 分為滿分，教師自評 AI 熟練度僅 5 分，學生為 6.5 分，反映培訓成效仍有提升空間。

在AI 教育科技機構 AE Platform 的創辦人 Lawrence 和 Grace 看來，學校的困境不難理解。他們發現，不少教師對AI的認知「很停於表面」。Lawrence回憶，教師使用AI的方式往往局限於最基本的功能，例如改卷或統計成績，「佢哋會比較用正規嘅諗法，一個步驟一個步驟咁做，但係就冇用到AI嘅創造力。」

Lawrence 指出，學校課堂時間有限，加上老師工作繁忙，難以抽空學習新技能，結果往往到最後關頭才倉猝應付。杜慧儀指，學校課程架構都是提前一年規劃，例如 2026 年要買的軟件、達成的目標，2025 年已經決定；但 AI 迭代速度快，令學校疲於追趕，「每一年都有少少改變，學校未必追得切，但係同學就追得切……喺呢個步伐上，我哋係有少少吃力嘅。」

四、AI 不能取代思考

蕭欣浩直言，目前 AI 對中學教育最大的影響在於考試。學生能否借助 AI 應付 DSE，還是反被 AI 削弱應試能力，是中學界最終的關卡。他認為，若學生能借 AI 消化觀點、整理思路，再靠自己轉化輸出，效果理想；怕的是離開機器後，能力歸零。

杜慧儀則看到另一問題。其任教中學使用的AI口語卷評分系統，評分與老師相差不遠，技術上無可挑剔，問題卻出在關鍵時刻對學生關懷的溫度。她指出，備考衝刺階段，老師做的不僅是教書，更要在最後關頭給予學生信心，即使明知未夠好，也會鼓勵而非直接指出缺失；相比之下，AI 過於真實的評語，可能會打沉心臟不夠強大的學生。而這正是 AI 難以取代的部分。例如滿分 28 分的卷子，AI 可能打 15 、 16 分，然後拋一句：你是 Level 2。這樣的落差容易嚇怕學生。「點樣鼓勵佢哋學好英文課，點樣學好英文課，我只可以話係AI做唔到嘅一件事。」

Lawrence 則指，有三種能力在 AI 時代依然紮實：「表達力、創意力，同一時間仲有同理心，呢三樣嘢喺 AI 嘅世界係真係抹唔掉嘅。」他的團隊用 AI 藝術做引子，問小朋友，為什麼選這個顏色？這個色調讓你想起什麼？生成一張漂亮的圖從來不是目的，背後那條思考的路徑才是。一旦思考啟動了，「佢哋嘅能力值已經高過其他學生」。

五、無解之題

尾聲，問及未來 AI 教育何去何從，蕭欣浩攤開手：「冇確切嘅答案，即係學界冇，大學都冇。」

他以任教的中文科為例。學好語文，什麼對學生比較重要？他認為是親身經歷。「所有嘢都 AI，你交到功課，解決到好多人生嘅問題，但唔係你解決，係 AI 指示你去解決。咁就唔係你自己嘅人生，係 AI 指導你嘅人生。你俾 AI 駕馭咗。」

他承認有些知識是死的，一加一等於幾，AI 答得準，「但係有啲係情境題或情感題，同經驗、同別人相處同情感有關係，呢啲你冇辦法用 AI 去處理。」「例如寫作文，你形容咖啡係凍嘅、苦嘅，感受完再用文字寫出嚟。」AI 怎樣幫到你？「你問 AI，咖啡可以點樣形容？苦澀嘅，有果味嘅，有核桃味嘅，」AI 給了詞彙，但那口咖啡的溫度和餘韻，它不會知道。

受訪者都承認自己沒有標準答案：蕭欣浩、杜慧儀、陳泳雄、Lawrence 和 Grace 皆是如此。而課室的主人—— Phoebe 還是每天打開手機，按下對話框。問她會不會擔心太依賴，她想了想，說不上來。工具已經在手上，怎麼用，還沒有人教過她。

指導老師：陳景祥